剑桥是个容易让人感慨万千的地方。当然，这“人”也分什么样的人，“地方”也分什么样的地方：留学的地方很多，钱钟书和杨绛没感慨过，大概过的太幸福了。赵元任和吴宓没感慨过，因为学的太认真了。吴冠中没感慨过，可是他画出来了。

有些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济慈二十六岁初得肺病，雪莱请他去意大利休养，马车坐一路过去，颠了一年多，刚到意大利就撑不住了，最后死在罗马。而雪莱自己死在了海上的船上，据说他是为了拜伦的鸦片，去拜伦家取货，回来路上就遇难了（参见木心《文学回忆录》）。我读时写，这个结局还算浪漫，脑子里想到的却是冯玉祥：鸦片和信仰，都能让人死在船上。

当然这也不止是在船上，更宽泛一点，大都在路上。徐志摩娶了个挺费钱的老婆，最后撞死在济南的山上。闻一多都走到家门口了，死在家门口的路边上。海子自己走出去，死在了铁路上。隔了一百年，电影《泰坦尼克》轰动，大家发现还是死在船上好，至少这样还有好萝莉想你一辈子（爱情游走在鸦片和信仰之间）。

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个当口再讲一讲，显得更合时宜。很多人一辈子和世界的关系是冷淡的，这冷淡之中有他太多的不快（或者快乐）和让人怯弱的无助感。有些人是热烈的想参与到这里面来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做：高加林的悲剧总是被放大为个人的悲剧，其实他身边有无数想和他参与进这个世界的人群：那个村子和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在被一个大时代边缘化，被他们自己边缘化。

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总是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后让我们对边缘如何定义也产生了更多的困惑。

帕慕克说，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世界都有一个中心，共同点是我们都发现我们离这个中心很远。小时候我曾以为这是我和纽约的关系。读了帕慕克之后，我以为这是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是新中国和旧社会的关系。几年前写了一些文章，探讨后发现可能这是自己和家乡的关系。世界越来越小，才想到这也许是我和我自己的关系。

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往往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一个人落笔的地方，往往是他和世界的关系的缩影。福克纳在《As I lay dying》中用了死人和活人去叙述故事，还是不免痕迹地把其中一个主角变成了自己。卡夫卡看到人们会这么想他和他父亲的关系，要求手稿被烧掉，卡夫卡可能在想，K和城堡的关系，就是K和他自己的关系。只是人们太过于看重一个无关的声音，正如人们太容易忽略他们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在自己记忆这张纸上，“接触时间”和“理解程度”之间偷偷画一个等号（很多人很快就擦掉了，诚惶诚恐怕别人看到，但还是偷偷把这个公式用在心里）。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自己，往往“自己”就成了一个最为亲切的人，最为熟悉的人。这是如此的让人容易接受，以至于我们没有人试图去问一句为什么。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看见漂亮萝莉一句话就表白事后不认识自己这个傻逼的经历，也有过动不动就抛弃自己女朋友去给别人女朋友送花撑伞的故事。这些时候，我们才真正发现：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么久了，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被边缘化的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成了一个配角。这也描述了很多人和世界的关系。世界是自己在活的，然而自己却开始不再认识自己。这是如此的让人忧心，以至于不再困惑文学家：Williams James开始探讨多个自我的存在可能，逐渐变成了心理学的重要分支。我们开始把“边缘”当做中心去研究，然而研究的刚刚有眉目了，Charles Taylor和一群后现代学者又站出来，告诉我们只能永远看到“representation of things”，而不是“things as things"。当然，这又有什么新鲜的呢？柏拉图的三个世界和一个洞窟，告诉我们：人类和自己认知的真理，永远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就是自己。

钱钟书说：“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日”。（《围城》）

认识自己，仿佛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只有更好的认识自己，更有意识地认识自己，我们才能理解“自己”这个人。现实一点说，这样我们也不会在下次遇到一个小姑娘在雨里踌躇不前的时候，扔下自己女朋友去给人家撑伞，只因为那姑娘比我们自己的姑娘好看一点罢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才不会事后又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傻逼呢？

可是从杭州断桥开始，多少次美好姻缘和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雨里的冲动而诞生的呢？

也许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

- 六月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