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hester, Simon. (2008)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NY: Harper)

        提起剑桥，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是谁呢？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的这本书应当说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本关于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传记。该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中文的译本有两个，一个是大陆的译本，名为《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一个是台湾的译本，名为《爱上中国的人：李约瑟传》。文思淼本为传销书作家，其文笔自然不用多说，可读性自然是没问题的。文思淼的传记对于政治部分刻画较多，对于李约瑟的学术思想讨论较少，涉及了一些风流韵事，但无伤大雅。该书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李约瑟。作者笔下的李约瑟，既是一位思维严密、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又是一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浪漫才子，还曾到修道院当过杂务修士，一度狂热追随“天体运动”（裸体主义），在剑桥以瘾君子出名，热衷于炼金术和房中术，此外他还参与各种政治运动，支持社会主义，学习过《资本论》和《自然辨证法》，组织左翼团体，同情学生运动。那么，李约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家境还算不错，父亲是伦敦的一名医生。少年的李约瑟沉默寡言，但对各种新鲜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感。从昂德尔公学毕业后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凯思学院，刚开始学医学，后来改为化学，之后师从当时生物化学界的泰斗霍普金斯教授(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在实验室结识了他后来的太太李大斐(Dorothy Moyle)，并于1924年与之结婚。193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化学胚胎学》，由此奠定了其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并因此使其后来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资格。此时年轻的李约瑟已经成为了剑桥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然而，李约瑟真正的人生是从1937年开始的。这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年，一个中国女子来到了剑桥。这个人便是鲁桂珍。她到剑桥的目的是跟随李大斐学习。李大斐当时已经是肌肉化学方面的权威，后来也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1937年夏天鲁桂珍前往导师李大斐的家中拜访，第一次认识了李约瑟。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再加上鲁桂珍的办公室就在李约瑟的对面，很快他们便双双坠入情网。李大斐对此了如指掌，但她逆来顺受的性格使她默认了一切。当时的剑桥，流行社会进步论并包容性开放行为，对这样的事情普遍持一种宽容态度。当时李约瑟交往的范围可能并不仅限于李大斐和鲁桂珍，据称那时候剑桥没有几位妇女能够逃过他猎色的目标，但他总是给妇女们留下一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的君子形象。

        1938年2月，鲁桂珍第一次教了瘾君子两个汉字“香烟”。没想到李约瑟见了这两个汉字后突然说，“我一定要学会这门语言—而且非学会不可！”鲁桂珍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了，并满腔热忱地转向学习汉语。此时李约瑟作为世界领先的生物化学家，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1939年，他出版了另一部巨著《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有评论家称仅凭这部著作就足以将李约瑟载入科学史册。同样是这一年，李约瑟正式开始跟随剑桥的中文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学习汉语。哈隆很快发现这个学生很有热情，而且很有语言天赋，于是让他帮忙一起翻译《管子》。哈隆认为翻译可以激发一个人的语言兴趣。果然，李约瑟完全被这项翻译工作迷住了。他还从伦敦的中国商店买了毛笔和墨汁，开始学习书法，并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很快他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爱上了这个国家。他对中国一直都抱着友好的态度，即使在后来西方社会极力打压中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精力旺盛的李约瑟还热忱地参与政治运动，到英美各处发表演讲，号召大家关注中国正在遭受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国人民的苦难境况，很快便树立了一个铁杆中国卫士的形象，因此而声名大噪。1942年，李约瑟接受温斯顿·邱吉尔的亲自指示前往中国，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负责为战时的中国科学家在科研设备方面提供国际援助。他到中国后，带着他的助手黄兴宗，奔走于硝烟弥漫的各个地方，了解中国科学家们的研究所需。他便很快认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竺可桢，后来源源不断地给他从中国寄来各种图书和资料。他还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便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他是被正式委派到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但他毫不掩饰他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支持，这也埋下了日后的隐患。他还在中国进行了各种探险活动，比如探访敦煌莫高窟。还有一次穿越中缅交界的西南丛林，差一点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李约瑟在李庄作了一场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即兴演讲。化学家王铃听完报告后便自告奋勇要做他的助手，帮他收集各种有趣的历史材料，这为李约瑟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1946年，李约瑟受到朱利安·赫胥黎邀请参与建立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这个机构后来被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而李约瑟被他们视为创建其自然科学部门的最佳人选。李约瑟再三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于是前往巴黎，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联合国服务。然而，很快便遭遇了重大问题。美国的杜鲁门总统频繁收到警报，声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被共产党渗透，并将罪魁祸首直指李约瑟，于是杜鲁门政府便开始拒绝批准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拨款。不出所料，李约瑟立马辞职了。在政治上，李约瑟一直支持左派运动。他加入或声援进步同盟、新左社评论、解除核武器运动、参加示威游行反对武器开发。

        1948年3月，李约瑟回到剑桥，在冈维尔-凯思学院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他的那间K-1办公室虽然狭小，却非常出名，是从他之前的导师威廉·贝第·哈代爵士那里接手过来的，而在他之后成为了斯蒂芬·霍金的办公室，而李约瑟占用这间屋子的时间恐怕是最长的，长达65年之久。1948年5月，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一份文件，标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是他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意图一方面展示从古到今一部完整的中国科学史，一方面探讨中国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为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李约瑟认为，中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最为积极最为深刻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几乎完全被西方忽略了。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并计划在10年之内用7卷来完成整个工程。1948年6月，李约瑟邀请王铃前来剑桥当他的研究助手，并将自己一半的工资分给了他。李约瑟没有雇佣打字员或秘书，因此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敲出来的。幸好他文笔很好，而且极为精准，无一例外一稿就是终稿。这绝对也是个传奇。很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李约瑟起初的计划中，第一卷为总论，第二卷探讨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第三卷广泛谈论涉及数学、天文、气象、地质、物理、动植物、医学等方面的中国古代科学，第四卷广泛谈论涉及工程、造纸、航海、制陶、采矿、冶金、建筑、农业、制药、武器等技术方面的问题，第五卷讨论为何15世纪中期开始所有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几乎都同时戈然而止了，第六卷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第七卷作为大结局探讨中国的未来。1950年，李约瑟和王铃完成了第一卷。1956年，第二卷亦问世。这段时期李约瑟埋头著书，几乎不过问政治。由于他一向的左翼趋向，以及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使得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受到质疑。他协助建立的英中友好协会，亦备受争议。此时潜心写作，显然是最明智之举，至少著作的出版能够给他带来了学术上的荣誉。1956年12月，李约瑟正式当选为冈维尔-凯思学院的院长。然而在他在任的10年期间，学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学生混乱时期。混乱与国际时局有关，当时世界各地都有学生暴乱发生。而事实上李约瑟基本上是站在学生阵营的，他很赞同学生们的政治目标。

         李约瑟的写作工程接着便不断膨胀了，从第三卷的页数已经膨胀到了让出版社有点无法忍受的程度。这一卷的编撰花费了整整15年的时间，最终在1971年公诸于世。但接着荣誉纷沓而来。当年李约瑟便当选为了英国学术院院士，从而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同时具有学术院院士和皇家学会会员头衔的三位人物之一。1972年，李约瑟再次访问中国，并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李约瑟没有当面表面他的立场，但他并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后来他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对科学的政策是“灾难性的”。1975年，李约瑟完成了长达40万字的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术》，这是被普遍认为是最完善、最详尽的一卷。然而，此时写作的扩张，已经从之前的七卷已经膨胀到了二十几卷。李约瑟开始意识到，以一己之力在有生之年已经无法完成他的浩瀚巨著了。于是他开始计划将后边某些分册的撰写交付他人，并开始筹划建立一个研究所，以方面此项工程的实施。1987年，李约瑟研究所终于落成。同年12月，李大斐去世。198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正式完婚，而此时他们都已经快90岁了。李约瑟在婚宴上说，“迟到总比不到强。”鲁桂珍不仅让李约瑟爱上了中国，而且在他的整个写作过程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助手角色。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后来的李约瑟。然而，这份婚姻注定非常短暂。两年后鲁桂珍便去世了。这对于李约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但仍荣誉不断。1992年，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亲自授予李约瑟荣誉勋爵的称号。此时，他已经是92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去研究所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4年3月，他轻轻叹了口气，带着疲惫，终于去了，结束了非凡而精彩的一生。

         国内对于李约瑟的宣传不排除政治因素。李约瑟虽然经常卷入政治，但他完全算不上是个玩政治的高手。他不是因为亲共、趋左而受到待见，相反却因此而遇到过很多麻烦。他对于中国始终保持的那份热爱，应该可以算作所有中国人的朋友。就算他明白地支持社会主义，蒋介石政府当年仍授予了他景星勋章，以表彰他对传播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怎样，李约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在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已足以让他在剑桥的名人录上有一席之地。而关于中国研究的成就，则更能让他青史留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么一个学科和领域。这是一个西方人从不关注，而中国人之前也不在乎的学科。正因为他的卓越贡献，让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意识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曾经扮演过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打破了西方人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所存在的种种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西方的新马可·波罗。这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只是提高民族自豪感的问题，更是需要反思为何后来落后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其实包括两个问题：(1)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相关讨论有很多，可参见刘钝和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

         事实上，对于李约瑟本人而言，他拥有的视野更为宏大。他眼中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中华文明，还包括其他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阿拉伯等文明。他要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仅仅只是继承了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还汇入了其他文明的重大成就，比如中国。他写的鸿篇巨制，只是列举的种种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他的书从现在看来存在很多局限，尤其是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比如寻找和发现“中国第一”的思路贯穿全书。里面的具体内容同样有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他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意义重大。他将中国作为主要探讨对象，是因为他认为从汉朝到明朝，中国出现科学发现的速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甚至希腊也不例外。李约瑟站的高度，不只是中国的高度，而是全人类的高度。他的眼中不光有中国，更有整个世界。他要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中国的神秘面纱，更是人类文明的神秘面纱。这才是他真正的宏大意图。无论何时，李约瑟都有一种比较的视野。这是他本人的著作跟其他合作者最为不同的地方。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要展现的是一幅人类文明发展的图卷，里面各个国家的文明有起伏跌宕，还有相互交流和促进。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是什么因素促进或阻碍了某个文明的发展?以后应该怎样发展？这些问题贯穿于始终。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在遇到鲁桂珍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他的描述，他最早是在一次本科生的历史课上，听老师讲古波斯文明，当时他就被古波斯文明的波澜壮阔深深地吸引了。在早年出版的《胚胎学史》中，他已经开始展现出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并引入了古埃及和古印度进行比较。李约瑟所拥有的知识量是令人震撼的，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博古通今。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关于古希腊的知识，其实也非常之多。前不久看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的洛布英译本，译者在前言中特别致谢一个人，那就是李约瑟，因为他审核并纠正了译者的很多错误。李约瑟在讲中国熏香法的时候，会立即联想到希罗多德著作中一段相关论述。他还会可能随时举出一段阿拉伯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并比较与中国的不同。很多方面，他很像一个百科全书式作家。其知识面之广，让人叹为观止。难怪当年剑桥圈里的同事们都戏称他是当代伊拉斯谟。

        然而，缺陷同样是很明显的。过于宏大的抱负通常会有先天性的弱点，那就是难以完全实现。当年美国的萨顿也有类似的抱负，要展示西方科学发展的整个宏伟图卷，但他写完厚厚的两卷之后发现还停留在古希腊，于是就放弃了后面的写作。李约瑟的高明之处在于懂得借他人之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目标。他的交际能力和协调能力同样是惊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与文明》已经出版了二十几卷，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他后来的合作者编撰的。但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一套巨型丛书，显然没几个人会有耐心慢慢看完的，甚至读完一本都很费精力，因为每本都很厚。然而，李约瑟的初衷却是要写给一般知识分子看的：“这本书不是写给汉学家，也不是写给普通民众，而是写给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他们对与人类文明史相关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特别是对亚洲和欧洲发展对比研究感兴趣，就都可以阅读。”李约瑟明确表明自己不是写给汉学家看的，这跟他的教育背景非常有关系。鲁桂珍说得很明白：“他不是专业的汉学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汉语教育的磨炼，他不是一名正统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学训练。”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跟汉学家们大相径庭。一般汉学家会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某个作家、某本书或某个概念上，而不是把面铺得很宽很广。李约瑟天马行空的穿越，跟汉学界强调的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完全就是背道而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大多数汉学家们的承认，甚至被视为一个门外汉。李约瑟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汉学家，并且很讨厌别人称他作汉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对于汉学就没有意义。事实上，李约瑟的国际名声，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汉学家。而且汉学界后来也发现，他在很多问题上其实也有独到的见解，并非像一般认为的只是个普及者。

          无论怎么评价，李约瑟都当之无愧是个奇才！我觉得这跟剑桥的教育制度也很有关系。恐怕只有在剑桥这种地方，才能产生这种奇才，而且能容忍这种奇才。剑桥的教育会强调人的多方面的发展，鼓励学习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鼓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研究方面则强调创新性，鼓励不同的思路，支持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而整体环境则很宽容，能够包容很多奇异行为和思想。因此这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很可能作为一些非同寻常之举。当年李约瑟放着好端端的生物化学讲师不当，却抛出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要完全去搞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他38岁才开始学中文。然而剑桥出版社却能够很快接受他提议的方案。而且很快剑桥大学也认可了他的想法，甚至同意他连课都不用上，也不用带学生，工资照发，让他一心一意专心写书。冈维尔-凯思学院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以尽量方便其写作。应该说，剑桥从各个方面都给了李约瑟最大的支持。如果换个地方，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是剑桥最让人值得骄傲的一点。它绝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地方，反而会支持那些最不一样的想法，无论听起来多么疯狂。